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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鎮化進程中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互動研究

作者: 來源: 發布時間:2016-07-28

(總第235期)【文獻編碼」doi: 10.3969/j.issn.1004-6917.2015.01.037

城鎮化進程中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互動研究—以廣西為例

戎霞,丁智才(廣西財經學院文化傳播學院,廣西南寧530003)

摘要:城鎮化有利于優化邊疆文化產業發展環境、加快邊疆文化產業發展速度、增強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競爭力、豐富邊疆文化產業的種類、推動邊疆新興文化產業的崛起,但同時也會割裂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完整性,加劇邊疆文化產業的惡意競爭,拉大各少數民族在文化開發與保護方面的差距,導致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力度薄弱。可通過構建基于邊際效用不斷遞增的“雙核模式”、基于區域文化產業一體化的“三元模式”、基于少數民族特色文化保護的“抓低放高模式,,等互動模式,促進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互動發展。

關鍵詞:城鎮化;邊疆;文化產業;少數民族文化;發展;保護;廣西

中圖分類號:F269.27; 6127 (6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4-6917 (2015) 01-0181-05

收稿日期:2014-10-12

基金項目: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項目(西部項目)(12XMZ057)

作者簡介:戎霞(1980-),女,山西太原人,廣西財經學院文化傳播學院講師;丁智才(1971-),男,河南信陽人,廣西財經學院文化傳播學院教授。

邊疆民族地區擁有獨特的文化資源,在產業結這一重大決策為邊疆地區文化產業發展和少數民族構整體轉型的歷史契機和時代背景下,若能發展好文化保護良睦互動開拓了‘條新途徑。本文擬以城文化產業,必將擁有與世界文化對話的全新文化形鎮化為切人點,以具有代表性的廣西為例,探討城態。然而,邊疆民族地區剛剛步人文化產業化初期,鎮化進程中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基礎相對落后,若建構不當則很可能淪為文化產業之間的互動關系,剖析城鎮化進程中邊疆文化產業發達國家文化商品的消費市場,其結果就是引起自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之間的矛盾及其解決方案,而身文化體系的變質和文化認同性的喪失L,}。我國邊方案有效實施路徑又不脫離城鎮化本身的建設,從疆文化產業發展的根本目的是加強少數民族認同而一方面為城鎮化理論提供新的思路,另一方面更性、豐富中華民族文化多樣性,而不是削減這種認為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互動模式同性和豐富性。因此,有必要將邊疆文化產業發展構建探索新的途徑。

(一)城鎮化速度與水平的提高優化了邊疆文化文明、傳承文化的新型城鎮化道路。報告特別強調產業發展的環境,加快了邊疆文化產業的發展速度。要引導約1億人在中西部地區就近城鎮化,加大中西城鎮化是城市化的細分與梳理,更具多元性和靈活部地區新型城鎮化的支持,提高產業發展和集聚人性,城鎮化布局越合理、城鎮化的支點能力越高,越口能力,增強中西部地區城市群和城鎮發展后勁。能全面提升邊疆居民的生活水平和消費水平,邊疆居民對文化產品的需求檔次就會越高,文化產業發展就越快。城鎮化速度與水平的提高,使得第二產業相對薄弱的邊疆民族地區在以第三產業為主要競爭力的新一輪比拼中與其他較發達地區重新站在同一起跑線上,贏得了跳躍式經濟發展的最佳契機。

(二)城鎮品牌化增強了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競爭力。邊疆文化產業就是要打造具有少數民族文化特色的文化品牌,邊疆民族地區優質的城鎮形象必將吸引八方來客,激升經濟價值;邊疆特色城鎮本身就是有效傳播和3fc及少數民族文化的重要品牌,勃發文化意義。例如,廣西自2009年決定加快構建南寧市為區域性國際城市和廣西“首善之區”后,南寧市總體知名度和美譽度迅速提升。除了進一步加強每年秋季“兩會一節”的文化傳播力度外,更是著力打造壯鄉文化品牌,將學界公認已久的壯族重要發源地之‘一南寧市武鳴縣打造成少數民族特色文化重鎮,把每年春季的“三月三”壯族傳統節日逐步普及為區域性法定狂歡節日,極大地促進了南寧地區旅游業的發展。根據2013年《廣西統計年鑒》相關數據,2010-2012連續三年,南寧市接待國內游客人數和旅游總收人都高于知名度長期遙遙領先的桂林市和北海市,位居廣西各城市首位,開啟了南寧市文化旅游產業的黃金時代。

(三)城鎮信息化豐富了邊疆文化產業的種類,推動了邊疆新興文化產業的崛起。由于受到數字化信息技術革命的影響,計算機、廣播電視與通信等原本分工明確的行業出現匯聚現象,形成了新興文化產業,態勢迅猛。如廣西自實行“村村通”廣電網絡覆蓋工程以來,有線廣播電視業發展強勁(見表1),相關文化產業利潤巨大:2012年廣西文化服務業重點企業資產總計133.41億元,資產最大的為有線廣播電視傳輸服務業41.92億元,占總資產的31.41%; 2012年文化服務業重點企業實現營業收人67.52億元,有線廣播電視傳輸服務業16.99億元,排在第二位;2012年廣西文化服務業重點企業實現營業稅金及附加20.1億元,有線廣播電視傳輸服務營業稅金及附加0.28億元,排在第二位L2]0

廣西新興文化產業異軍突起,逐漸成為文化產業的主體,2012年廣西文化產業增加值超過10億元的7個行業中,與信息產業進行產業融合后的電信增值服務、網吧活動和有線廣播電視分別以20.68億元、16.3億元和14.56億元排在第三、第四、第五位[[3]

數據來源:2013年《廣西統計年鑒》。廣西新興文化產業的蓬勃發展就是抓住了邊疆城鎮信息化過程中文化產業與信息產業跨行業重組的機遇,順應了21世紀世界文化產業發展的大趨勢。

二、城鎮化給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帶來的挑戰

(一)城鎮行政藩籬割裂了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完整性,加劇了邊疆文化產業的惡意競爭。城鎮化一個重要指標是將原有的人口與資源進行更科學的調配,這首先要建立在轄區分明和權責清晰的基礎上,然而這種明晰對于少數民族文化資源的保護來說障礙較大。少數民族文化由于歷史發展和地理條件等原因呈現出散連成串的特征,即同一種文化資源在地域分布上不是特別集中卻絲絲相扣。比如,廣西著名的“劉三姐”文化同時成為宜州市、柳州市和桂林市的文化標桿。從“劉三姐”文化發展歷程來看,三座城市的地位都不能忽略:宜州市是劉三姐的出生地,柳州市是劉三姐的成長地,桂林市是劉三姐的成名地。三座城市都流傳著大量關于劉三姐的傳說,一并構成了“劉三姐”文化的傳奇特色,在“劉三姐”文化傳播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但是三座城市行政轄區界限分明,其中宜州市乃縣級市,屬河池市管轄,柳州市和桂林市是兩個地級市,三個城市行政級別不一,城鎮化水平不一,城市文化品牌建設歷程不一,自然對“劉三姐”文化資源的開發理念也不會相同,這就導致“劉三姐,,文化產品分陳錯雜、有點無面,從而割裂了“劉三姐,,文化資源的整體優勢。少數民族文化資源整體性一旦被割裂,邊疆各城鎮的文化產業建設在快速追拼的過程中很容易陷人惡意爭奪與雷同興建的旋渦里,導致文化產業的優質性與特色性不明顯、邊疆文化產業格局得不到優化。

(二)城鎮化發展不均衡將拉大各少數民族在文化開發與保護方面的差距。邊疆少數民族眾多,各少[文化研究]城鎮化進程中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互動研究數民族文化特色迥然、不可替代。以廣西為例,除壯族之外還有10個少數民族,其中松佬族、毛南族、京族和壯族一樣是廣西特有的土著民族。但是邊疆文化產業基礎較差、起步較晚,能力有限,短期內只能選擇一兩個品牌進行重點打造。城鎮化進程中聚居在大城市附近的少數民族方面面臨更容易被城鎮文化消解和吞噬本民族文化的危險,從而喪失民族認同感;另一方面也會因為危機意識先行而優先利用城市資源對民族文化加以開發和保護。如果完全以個體城鎮來劃定少數民族文化開發和保護區域,那么地理位置優越的少數民族的文化開發與保護將會逐漸超越其他地處偏遠的兄弟民族,很容易造成民眾對民族政策的誤解,影響民族團結和邊疆的社會穩定。因此,邊疆民族地區的城鎮化之路在少數民族文化開發和保護方面面臨更為復雜的現實問題。

(三)對城鎮經濟化的片面理解導致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力度薄弱。城鎮化的目標之‘是實現經濟現代化。邊疆文化產業歸根結底也要實現邊疆文化經濟化,但是經濟效益并不是邊疆文化產業的唯一指針,邊疆文化產業的最重要挑戰在于保護少數民族文化特色的同時共享經濟成果,從而實現邊疆經濟文化化。邊疆文化產業和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是杠桿的兩個支點,二者只有協調運作才能使邊疆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城鎮化刺激了邊疆文化產業的迅猛發展,滿足了邊疆地區生產力快速提高的強烈訴求,一些技術門檻低、經濟效益顯現快的文化產業類別如文化旅游業成為邊疆各地開發的重點,但是邊疆地區文化產業管理能力較薄弱,文化保護力度跟不上開發速度,非再生的文化資源破壞嚴重,修復難度大,逐步削弱并喪失了自身本可循環利用的資本價值,造成不可逆的巨大損失。例如,廣西的京族(中國唯一的海洋民族)擁有獨一無二的高蹺下海捕魚的傳統習俗,但是這種習俗由于直接產生的經濟利益太低而面臨消亡。還有一部分少數民族特色文化在經濟利益的片面驅使下被錯位解構,刻意追求形式或內容的陌生化,流失了少數民族文化的本初。更有因片面追求經濟利益造成邊疆文化品牌的粗制濫造,最明顯莫過于商演痕跡濃重的偽民族村。化保護而言各有利弊。總體而言,城鎮化給邊疆文化產業發展帶來的機遇較多,給少數民族文化保護帶來的挑戰較多。城鎮化既加大了邊疆文化產業發展和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的沖突與對立,也為兩者提供了含作平臺。三者關系好似城市供水系統:城鎮化是水源,給其他兩者帶去新鮮活源的同時也帶去大量雜質;邊疆文化產業發展和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是供水系統中兩個既相互制約又相互依存的處理器,需要通過科學的互動機制萃取有益水質、摒除無益雜質,從而輸出優質飲用水。這一飲用水是升級版的城鎮化范式,具體到邊疆地區而言,就是建設特色文化城鎮群模式。此互動模式平衡著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的關系,是兩者實現共同價值的雙贏利器,是邊疆少數民族地區和諧與進步的有效出路(如圖1所示)。


三、城鎮化進程中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互動模式構建城鎮化對于邊疆文化產業發展和少數民族文圖1城鎮化進程中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

互動模式

疆特色文化城鎮群的核心思路就是既要利用好城鎮化的優勢,抓住城鎮化給邊疆文化產業所帶來的機遇,又要盡量減少城鎮化的弊端,降低城鎮化對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的威脅,并有效地將威脅轉化為難得的契機,從而建立具有少數民族地區特色的文化產業發展與文化保護戰略機制(見圖1)。

(一)基于邊際效用不斷遞增的“雙核模式”。

“雙核模式”是指一定區域經濟范疇內的雙城競爭模式,如福建省的“福州+廈門”模式、廣東省的“廣州+深圳”模式等。“雙核模式”指在適應競爭的過程中進行雙城聯動運作,在兩城互相助力的交集中輻射整個區域的經濟。邊疆民族地區建設特色文化城鎮群可以借鑒“雙核模式”。以廣西為例,南寧是廣西首府、中國一東盟博覽會永久舉辦地、全球宜GT丁ANGXT SOCTAT. SCTFNCFS居城市,政治經濟中心地位顯著;桂林歷史悠久,是享譽海內外的文化名城,其文化經濟地位在廣西首屈一指。廣西的“雙核模式”就是以南寧為少數民族特色文化體現的核心城市、以桂林為副核城市,形成文化上的南北標桿,即“南寧+桂林”模式。

一個城市本身就是可以帶來人氣、財源等象征資本的文化產品。文化產品中不斷注人的文化文本能發酵人的欲望,使人對城市的感受越來越多、估價也就越來越高,城市的邊際效用遞增隨之不斷遞增。南寧的壯鄉文化特色顯著,亞熱帶自然風情迥異于桂林,又隸屬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同時具備了農耕文明、海洋文明、都市文明的基本特征,可生成文化資本的原始資源豐富。此外,南寧周邊縣市文化品牌開發力度強勁,如一年一度的“武鳴三月三歌好節”、“賓陽炮龍節”、“橫縣茉莉花節”等,產生了較大經濟價值和社會反響。這些都是增加南寧邊際效用的有效資源。但是南寧地區目前還沒有形成

“大南寧”文化圈的范式,主要表現在如下方面:一是沒有遞增南寧市本身的邊際效用,南寧文化感受面比較單一;二是沒有整合南寧周邊文化產品,各縣市仍處于“畫地為牢、各練一攤Jul的局面,“大南寧”的文化連識度不夠;三是沒有深人挖掘出影響力,如桂北黃姚一般的特色古鎮,特色文化城鎮建設止于縣一級城市,文化縱深度不夠;四是文化對外傳播力度不夠,具有國際影響力的傳媒產業產品與創意產業產品較少,導致國際知名度與桂林相比還有相當大的距離。

廣西成功建立“南寧+桂林”模式的關鍵在于加深南寧的文化特色標識度。由于南寧作為核心城市的作用還沒有彰顯,因而只有不斷遞增南寧文化產業的邊際效用才能迎頭趕上。邊疆民族地區要想成功驅動“雙核模式”,就一定要找對類似南寧這樣有一定基礎和潛力的城市。

(二)基于區域文化產業一體化的“三元模式,,。邊疆民族地區城鎮化水平總體偏低,一二線城市少,三線以下的中、小、微型城鎮數量繁多。這些城鎮文化上同宗同源、文化特色相似度遠遠大于差異度,但是各自的城鎮化基礎薄弱,文化產業水平也低。與其放任眾多中小微型城鎮搶奪同一種文化遺產,造成文化市場無序競爭,不如因勢利導就近聯姻,把臨近城鎮建成特色文化城鎮群落,提高邊疆區域文化產業的集群優勢。

“三元模式”是指由三個左右的邊疆城鎮及其周邊地區組成的一個獨立的文化連綿帶,所遵循的原則是:在城鄉統籌機制下鄉土文化與城市文化的協調發展、歷史文化與現代文化的協調發展、文化產業多類型的中小微城鎮共存并覆蓋一定范圍鄉村。“三元模式”的實質是構建區域文化產業一體化基礎上的城鎮群落模式,它是實現邊疆民族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特色文化保護和諧互動的有效路徑之‘。

以廣西防城港、北海和欽州為例,這三座城市都位于廣西南部沿海地區,都擁有著名古港,都具有鮮明的海洋文化和海港文化特色,都擁有優質的文化資本來興建獨具邊疆民族地區特色的海洋文化產業。因此,這三座城市素有“防北欽”的統稱,在歷史上多是進行統一規劃,現在又同屬廣西北部灣經濟區,構建“三元模式”的歷史基礎和現實條件非常充足。“海港文化城鎮群”的三元模式非常適合此三座城市共同經營的廣西北部灣經濟區區域文化產業發展的需求。構建“防北欽”“三元模式”,首先,可進行文化節慶模式的升級。“防北欽”地區的節慶文化特別濃厚,并且散發著海洋文化特有的狂歡氣質。各個海港城市都在不同程度地打造自己的海洋節慶標的,如北海的“國際珍珠節”,欽州的“國際海豚旅游節”,防城港的“國際海上龍舟節”,但這些節慶資源沒有形成區域性海洋文化產業一條龍模式。可在空間上編織出一條節慶狂歡帶、在時間上串聯起一個節慶狂歡周(月),將單個的海港城市文化商品整合為區域一體化文化產業鏈進行經營。其次,可進行基于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目標的日常生活文化資源開發模式的升級。“防北欽”三元地帶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十分豐富,不僅擁有京族哈節和獨弦琴彈奏藝術兩項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還有享譽國內外的蛋民飲食文化以及與壯錦齊名的欽州泥興陶工藝等。保護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根本途徑是將其有效地傳承下去,傳承的具體表現就是進一步開發并升級日常生活文化資源。日常生活文化資源的開發實質上是一種詩性創造實踐活動,強調的是人的身體欲望與周圍生活環境的互動。日常生活文化資源的開發要進行非物質遺產保護的升級,就是充分挖掘非物質文化單體,將其建成獨立的文化遺產系統,在轉化為經濟效益明顯的文化產品同時不丟失非物質文化單體的日常性與生活化特點,始終在有[文化研究]城鎮化進程中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互動研究序生活里進行運作和傳承。

(三)基于少數民族特色文化保護的“抓低放高模式”。邊疆民族地區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的最大矛盾集中在城鎮化進程中文化產業的速度和規模會導致文化保護力度的不足和保護面的失衡,以及片面追求經濟效益會進一步加深兩者的沖突。解決此問題關鍵在于對邊疆地區的區域文化產業競爭力和少數民族文化產業業態進行綜合分析,對文化產業行業進行科學布局和管理。

區域文化產業競爭力是區域文化競爭力和區域文化產品市場競爭力的綜合體,我們將區域文化產品的市場競爭力用6個指標來表示,分別是市場力量、行業規模、行業成長性、區域人力資源、公共文化資源、區域技術水平。而區域文化競爭力用6個指標來表示,分別是區域品牌、文化生態、媒介宣傳、基礎設施、區域制度和區域經濟水平[4]。在12個指標中,區域技術水平和區域經濟水平是核心競爭力,其中,技術水平更是文化產業發展與升級的最核心動力。有學者以技術投人的高低為界將文化產業行業分為四類:高技術融人與歷史文化資源融合創新而形成工藝品業、美術業、出版業等;高技術融人與文化智能資源融合創新而形成傳媒產業、創意產業、廣告業等;低技術融人與歷史文化資源結合而形成文物保護業、文化旅游業、文化藝術業等;低技術融人與文化智能資源結合而形成文化娛樂業、園林業、體育業等[51。綜合12個指標與文化產業4種分類標準分析,邊疆民族地區的文化競爭力和文化產品競爭力都比較弱,特別是較低的經濟水平和技術水平成為提升邊疆文化產業競爭力的最主要障礙。

依據邊疆技術水平低與歷史文化資源豐富的現狀可以靈活啟動“抓低放高模式”。“抓低放高模式”指以市場調節為主、政府按照技術水平高低對低技術融人的文化產業抓緊引導職能、對高技術融人的文化產業減少行政干預的分度管理模式。具體策略如下:首先,提高準人門檻、率先發展低技術融人的相關文化產業。邊疆地區大力發展低技術融人的相關文化產業既有其合理性,也有其危險性。合理之處在于這些文化產業能使邊疆集中自身優勢形成特色、能短時間內調動起地方部門和民眾的積極性,危險之處在于這些文化產業恰恰是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最密切相關的行業,如果不加篩選而盲目上馬就會給當地文化保護工作帶來巨大壓力。因此,政府應該正確引導這類行業的有序建設,不妨將技術水平要求相對較低、文化保護要求相對較高的文物保護業、文化旅游業、文化藝術業等文化產業的準人門檻提高一些、標準抓嚴一些,最好以省一級行政單位為主進行全省相關文化產業的整體規劃,合理控制行業的規模與數量,開發中高端的歷史文化資源。同時,培養中高端人才,帶動科技融人度較低但是文化智能訴求較高的文化娛樂業、園林業、體育業等產業的興起,從而提升整個區域的相關文化產業水平。其次,放低準人門檻、升級高技術融人的相關文化產業為新興文化產業。對于科技水平融人度較高的傳媒產業、創意產業、廣告業、工藝品業、美術業、出版業等來說,政府不妨放低準人門檻,開放民間資本,引進海內外優秀人才、在財政稅收等盡可能提供優惠政策,加快文化產業與信息產業的跨產業重組步伐,加速新興文化產業的崛起。

綜上所述,城鎮化進程中,邊疆文化產業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是邊疆地區實現可持續發展的兩個動力支點。二者如何抓住新型城鎮化的歷史契機充分興城鎮化之利除城鎮化之弊,從而取得雙贏局面是今后邊疆民族地區重要的工作之‘。在獨特的文化環境和產業特征的邊疆民族地區構建具有民族性、地域性和時代性的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互動機制,尋找到能適應特殊的社會轉型與文化轉型時期的科學發展路徑,不僅是邊疆文化產業發展與少數民族文化保護的客觀需要,更是邊疆民族地區社會全面進步的必要保證。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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責任編輯:吳曉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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