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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與向度

作者: 來源: 發布時間:2016-07-28

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第11 卷第4 期J

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 文章編號: 1672-2795 ( 2013) 04-0088-07收稿日期: 2013-06-27

作者簡介: 王拓( 1985— ) ,男,山東濱州人,天津大學馮驥才文學藝術研究院博士研究生,主要從事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 天津300072)* 本文系2011 年度國家社會科學基金重大項目( 第一批) 《中國木版年畫數據庫建設及口述史方法論再研究》階段性成果。

( 項目編號: 11&ZD064)①如早在1992 年,陜西師范大學婦女研究中心李小江教授所主持的“20 世紀婦女口述史”研究項目中,就設有“三訪‘剪花娘子’庫淑蘭”的子課題,該課題從地域文化、歷史發展和婦女心理等角度對陜西旬邑縣剪紙藝人庫淑蘭的藝術現象進行了剖析。

參見楊潔: 《婦女口述史國際學術研討會綜述》,《歷史研究》1999 年第2 期,第186 頁。“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與向度*——— “非遺”口述史研究文獻述評王拓摘要: 近年來學界有關非物質文化遺產( 以下簡稱“非遺”) 傳承人口述史的研究文獻主要聚焦于理論與方法論研究、田野實踐、口述史料的延展性研究、“非遺”口述史檔案化研究四個層面。

基于口述史學學科研究的滯緩以及“非遺”自身宏大而復雜的體系,“非遺”口述史的學術認知存在較大差異,尚難形成普適、系統和完整的理論體系。因此,“非遺”口述史應盡快從“行動的實踐”上升到“理性的思考”。關鍵詞: 非物質文化遺產; 傳承人; 口述史; 困境; 研究文獻中圖分類號: G122 文獻標識碼: A

一、“非遺”口述史的研究視角

口述史作為20 世紀中葉在美國興起的一門史學分支學科,以挖掘史料與再現底層聲音的專業優勢在引起史學界重視的同時,也博得了其他人文學科領域的關注。中國現代口述史學正式肇始于20世紀80 年代,盡管當代中國的口述史學科起步較晚,而且國內學界對口述史的科定位、學術特征以及研究范式等諸問題仍存在爭議,但經過半個世紀左右的發展,口述史研究亦愈趨成熟。特別是在文學、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等人文學科以及農村社會生活史、社區史、勞工史、婦女史、人物傳記等史學領域中不斷地涌現出自覺運用口述史研究方法來解釋發生在歷史時空中或當下情境中的社會事件和文化現象。此類研究亦選取“非遺”傳承人作為研究對象之一。

①口述史在人文社科領域的廣泛運用逐漸使得學界開始重視口述史方法論的研究價值。“非遺”口述史繼承了當代口述史學注重史料收集、跨學科研究、側重研究對象的平民化以及引進數字化技術的學術傳統。以采擷“非遺”傳承人的人生史、文化記憶與技藝知識為主體,用現代化多媒體技術將民間藝人的傳承歷史、制作技藝以及生態環境加以講述和記錄。所以說,“它是史學家研究和建構個人生活歷史、情感記憶和群體記憶的基本方法。這就在不同的知識層面乃至社會需求層面,顯示了口述史研究正在凸顯的文化意義與現實價值。”[1]而我們認為,這種所謂的“文化意義”與“現實價值”恰恰與“非遺”傳承人口述史在價值認知層面相吻合。

·88·┃ 王拓: “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與向度┃VOL . 11 NO. 4 2013. 12

當前學界對“非遺”口述史的研究主要集中于戲曲、音樂、電影、電視劇、舞蹈、美術、口傳文學等藝術學領域。以獲批的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為例,自2009 年以來,“非遺”口述史的課題立項在專業領域中逐漸增多。從2003 年藝術學有關口述史研究項目的首次立項開始,至2012 年總共立項13 項。其間, “非遺”的口述史項目從2007 年首次立項,隨后2009 年1 項,2011 年與2012 年連續兩年分別立得2 項。

在國家社科藝術學口述史研究項目總數( 2003—2012) 中, “非遺”口述史( 包括涉及到) 研究的項目數量為7 項,占據總數55%。這種趨勢不僅反映了學界對口述史研究方法的認可,同時也反映出學界已經意識到利用口述史來研究和搶救民間非物質文化遺產的重要性和緊迫性。當然,其他藝術學口述史研究項目的增多也反映出學界正在自覺地利用口述史的方法對當代藝術如電影、電視劇制作以及舞蹈等進行研究,這也能夠及時地為未來研究當代各種藝術門類的發展奠定一定的史料基礎。( 參見附表)

二、“非遺”口述史的研究成果對目前學界已發表與“非遺”相關的口述史論文數量的不完全統計,自2005 年至今約有30 篇的期刊論文從不同學科的視角對各類“非遺”項目( 如民間美術、口頭文學、音樂、舞蹈、神話、禮儀、手工技能等) 及其有關傳承人進行了口述史調查。① 根據研究角度和側重點的不同,筆者將研究成果大致分為理論與方法論研究、田野實踐、口述史料的延展性研究以及“非遺”口述史的檔案化研究四個方面。

1. “非遺”口述史理論與方法論研究王海霞在《民間美術傳承人的口述史在文化遺產保護中的作用》一文中認為,“非遺”口述史不僅是形式活潑、充滿感性的心靈史,而且具有“保持第一手資料”的“原生態”價值。作者以民間美術傳承人為例,對“非遺”口述史的項目選擇原則、口述史料文本的整理原則、口述史記述內容三個方面進行思考后認為,“非遺”口述史的選擇項目“必須是具有代表性的民族民間美術品類”,從中既可以選取某一位傳承人作為記述對象,也可從同一品類中將不同地域、風格的多個傳承人的講述進行整合。但傳承人“必須是親身從事該類藝術創作的最高水平的代表,其作品具有傳承性、地域特色和民族特色”。而口述史應敘述的內容主要為七個方面: 傳承人的學藝經歷作為傳承人的家族或師承關系的描述; 對傳承人的從藝有重要影響的人物和事件; 制作技藝和過程的記述; 傳承人從藝的心路歷程; 傳承人作品的內容和形式介紹; 對傳承人產生影響的生活和創作相關的習俗和文化事項的記述; 訪談者對傳承人所述內容的評介、分析及感想。同時,作者指出傳承人對口述內容的敘述原則應真實客觀。

[2]此外,作者在另一篇《民間美術保護工作應注意的兩個問題》中認為,“非遺”口述史具有“還原歷史、還原生活”的意義。對它的采寫過程、文本整理應以科學嚴謹的治學和客觀的立場進行。

[3]應該說這兩篇文章是國內美術界較早發表“非遺”口述史研究的文章,具有一定啟示性。但作者將“非遺”口述史的采訪對象僅限于那些具有典型代表性的“非遺”項目與傳承人群體,凸顯了早期“非遺”口述史研究在理論和操作方法上的局限性與薄弱性。蘇新有在《利用口述歷史研究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原則與方法》一文提出, “非遺”口述史調研應遵循和注意的三項原則,即個體口述與群體口述的廣泛性原則、不同傳承人之間口述內容的互證及口述資料與文獻資料的互證性原則、傳承人生活隱私與代際間傳承的矛盾以及涉及知識產權問題的保護性原則。

[4]上述觀點都是“非遺”口述史在田野實踐中所面臨的現實性問題,值得深入的思考和討論。郭平在《年畫傳承人口述史田野作業的方法與思考》一文中,通過對年畫傳承人口述史的田野采錄實踐,對“非遺”口述史進行了方法論層面的深入探討。文章認為,“非遺”口述史將傳承人的口頭記憶( 無形的記憶) 變成有形的、文字可以記載的,相對比較牢靠的、比較確定的一個方式。其注重“原生態”資料收集與整理的原則,與人類學、民俗學等學科所秉持的田野調查方法論非常契合,是一種有力的方法上的支持。文章從口述史問題的設計、訪談技巧( 注重細節) 、記錄要點( 年畫史、人生史、工藝流程) 、兼顧外圍( 傳承人周圍的相關群體) 全面而系統地總結了“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田野作業的方法。同時,作者對傳承人口述史料整理過程中“原生態”資料的轉換與留存、創作加工當中處理·89·①統計根據來源于中國知網學術資源數據庫, http: / /www. cnki. net /,2012-12-10。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第11 卷第4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訪談者主觀性與傳承人話語權和口述史的原真性、如何借鑒文獻資料、口述訪談對于喚醒傳承人的文化自覺意識等問題提出了頗有價值的看法。

[5]在其另文《年畫傳承人口述史田野調查回顧》中,作者還總結了“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的田野經驗:“第一,統一規范、統一體例。第二,注重多學科研究方法的交叉。第三,既重視對傳承人進行詳細調查,也兼顧相關知情人的訪談。第四,充分利用現代科技,文字記錄和錄音、錄像、攝影并舉,實現立體的全面的記錄。第五,口述采錄與制作流程記錄并舉。”

[6]應該說,兩篇文章對傳承人口述史的研究表現出理論與方法論上的突破。陶立璠在《口述史記錄“非遺”,功不可沒》一文中,將“非遺”口述傳承人分為兩種類型: 對距離現實比較近、傳承者比較多的傳承群體與對距離現實比較遠、傳承者年事已高的人。文章認為“非遺”的發展境況正在從前者向后者轉移,因而對于前者應篩選出具有代表性的傳承人做口述記錄,而后者無論是代表性傳承人抑或是旁觀者、親歷者都應做口述記錄。

[7]文章根據民間藝人的生存現狀和傳承趨勢對如何選擇“非遺”口述史的采訪對象進行了合理的分析。在民間音樂研究方面,臧藝兵的《民間歌手研究的口述史模式———理論視角與方法》一文,應是國內最早運用口述史研究“非遺”并嘗試建構“非遺”口述史方法論的文章。① 文章認為,口述史可以為研究民間歌者( 民間藝人) 提供獲取事實的途徑。同時提出了“民間歌手的口述史研究模式”,即以“民間歌手口述歷史為中軸、為基本事實的主線,然后再輔之以不同的理論闡釋視角。”

[8]即先做民間歌手的口述史,然后再從不同的角度,如人文地理環境,身份表演場合狀態和過程,民歌、社會、歷史文化變遷,充實豐富和闡釋其社會角色的全部內容。作者提出可參照該研究模式對民間畫者、手工藝人等各類“民間藝人” ( “非遺”傳承人) 展開口述史究,應該說此研究范式帶有一定的普適性意義。此外,作者在另一篇《口述史與音樂史———中國音樂史寫作的一個新視角》中,立足于史學角度分析了口述史方法輔助音樂史書寫的價值。( 1) “音樂史領域是與口述史最具親緣關系的領域之一。” ( 2) 就音樂史本身來看, “口頭傳播的民歌當然是音樂歷史的主要內容之一”。( 3) 口述史特別對被社會所忽視的邊緣群體如農民音樂、工人音樂等非主流音樂生活給予更多的關注。( 4) 口述史能夠突破音樂范圍的局限將音樂同廣泛的社會生活相聯系。( 5) 可以“使我們體驗直接、真實的歷史聲音”,便于人們獲得更加公正客觀的歷史認知途徑。

( 6) “對于音樂歷史來說,它更能夠使人們了解到音樂背后的社會動因、音樂周圍的文化互動以及音樂與生命之間的動人細節。作為以聲音為核心內容的專題歷史,口述史拓展了音樂歷史的發展空間。”

[9]同領域,新近高賀杰發表的《口述,史? ———基于Ethnomusicology 的“口述史”反思》則深度闡述了口述應是一種史料的、言語的、情境的,亦是選擇的、經驗的、交流的歷史文本,而非田野對話所轉換的報告式文本。“口述史”的功效應定位于“社會記憶”,而且更是一種最趨于“真實”的歷史情境。

[10]新近發表的文章中,王小明在《口述史給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提供的新視角》文中,從宏觀角度探討“非遺”口述史理論價值和實踐方法的文章。文章首次對“非遺”口述史進行了概念定義: “經過學術和技術準備的訪談者,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代表性傳承人合作,有計劃、有目的地錄音、記錄、整理、保存并研究他們的個人自述,以便為當代以及未來的文化遺產研究提供有聲的備忘材料。”作者認為“非遺”口述史研究呈現出“個體化,學術合作的過程,拓展‘非遺’研究的空間,提供很強的‘口頭’備忘材料,可以讓研究人員和后人‘聽到’文化遺產的聲音”的五個學術特征。同時,作者結合田野實踐總結出“非遺”口述史訪談的實施階段和技術規程( 即“非遺”口述史訪談工作流程分為預備、訪談、整理、定稿、審查、出版) 。作者認為口述史“不僅可以得到原始的寶貴資料,而且能夠填補文獻資料中遺產事項真實性、細節性的缺陷”。同時,還能更好地把握文化遺產研究的脈絡并為其提供新的思路

[11]馮莉在《口述史與傳承人———馮驥才先生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方法初探》一文中以馮驥才先生對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的研究為個案,分析和梳理了“非遺”口述史訪談技術、記錄原則和整理方法。作者認為傳承人口述史的訪談藝術應遵循主動、平等、細節三個原則,而記錄時應當忠實記錄、保持信息·90·①該文系作者將博士論文《武當山民間歌師研究———民間歌者與社會、歷史的互動關系》中導論的部分內容改寫而成。2003 年12 月在香港中文大學通過答辯。┃

王拓: “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與向度┃VOL . 11 NO. 4 2013. 12完整、突出重點性。同時,作者提出的對于傳承人口述史的整理“要像作家寫人物那樣富有細膩的情感”,在將傳承人口述史的語言轉換為文字文本時,“需要用散文和隨筆的筆法,既簡潔靈活,又能抓住傳承人口語的特點。”而且“這需要整理者具有較好的語言和文字功底”[12]。對于保持口述內容的原真性而言,上述觀點似應值得商榷。此外,潘訊在《關于“蘇州評彈口述史( 百年) ”的構想》一文中立足于史學角度,提出以蘇州評彈藝人的口述史為主體,建構以藝人史為中心,旁及藝術發展史、書目傳承史、流派演變史、書場史、社團史等專題的研究體系,希冀呈現蘇州評彈與江南文化社會之間的因應、互動關系。[13]

2. “非遺”口述史的田野實踐當下“非遺”口述史的田野實踐更多的是從搶救民間文化遺產的角度對“非遺”傳承人口述史料的收集、記錄和整理。此類文獻具有針對性和專門化特點,并多以系列專著或叢書的形式結集出版。如民間音樂類傳承人口述史著作《民歌與安魂: 武當山民間歌師與社會、歷史的互動》( 臧藝兵著) 是我國第一部“嘗試將口述史方法引入民族音樂學領域”的音樂學專著。

[14]作者將口述史方法引入民族音樂學研究,在“非遺”傳承人( 武當山民間歌王姚啟華) 及其妻子口述文本的基礎上,對傳承人60 年來的命運以及人生歷史,與音樂之間互為建構的歷程進行了綜合性的多維考察與描述和闡釋。民間美術與手工技藝類的“非遺”口述史成果以《中國民間藝術傳承人口述史叢書》( 王文章主編) 與《中國木版年畫傳承人口述史叢書》( 馮驥才主編) 最具代表性。前者選取了唐卡、剪紙、年畫、皮影戲、惠山泥人、土家織錦、陶瓷、風箏、布袋布偶、雕漆共10 項民間美術類“非遺”項目的代表性傳承人為口述對象,對傳承人的生活、學藝經歷、傳承關系、作品內容、相關禁忌和習俗等進行了口述實錄。

[15]后者則是專門性地對全國19 個木版年畫產地的年畫傳承人( 50 余位) 進行家族傳承史、藝人個人史、技藝流程等方面的口述采錄。同時,對年畫傳承人的個人資料、傳承譜系以及年畫在當地的特殊稱謂、代表作品的藏版等都做了相應的詳細介紹。

[16]應該說上述兩部叢書也帶有明顯的研究范式的特征,體現出研究者較強的方法論意識。《傳人: 浙江省國家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傳承人口述檔案集萃》( 《浙江檔案》雜志社編)

[17]與《口述歷史: 我與“非遺”的故事》( 浙江省政協文史資料委員會編)

[18]按照“非遺”項目分類,利用口述史方法對數十位民間藝術( 音樂、舞蹈、戲劇、曲藝、美術、傳統手工技藝、傳統醫藥、民俗等) 傳承人的學藝經歷、藝術制作技藝、創作表演的心路歷程、從藝的心得體會等進行圖片、影像和口述文本的記錄,成為浙江“非遺”傳承人集體記憶的縮影。這幾部文獻是目前國內“非遺”傳承人口述史最具代表性的著作。其他文獻,如《傳承者的口述史———記吐魯番木卡姆傳人吐爾遜·司馬義》

[19]與《吐魯番木卡姆口述史研究》( 狄佳著) 通過對吐魯番木卡姆傳承人吐爾遜·司馬義以及受眾、研究者及周邊人員等不同社會身份的群體的口述,探尋了音樂同社會、民族、群體和個人等之間的相互影響,以及音樂與政治、經濟、民俗及教育等方面的相互作用;

[20]勁草、胡文平在《遠去的記憶: 麻地溝刀山會口述史調查》一文中,結合青海民和縣麻地溝村表演目連戲的老藝人的口述史信息,對目連戲的淵源流變、劇本、表演儀式、演出目的等進行了思考。

[21] 此外,臧曉曦的《壯族女性與民歌傳承———歌手黃榆婷口述史》

[22],阮寶娣編著的《羌族釋比口述史》

[23]等對具有不同人生閱歷與表演經驗的少數民族藝人進行了口述史采錄,為少數民族古老習俗和民間文化傳統積累了第一手資料。3. “非遺”口述史料的延展性研究“非遺”口述史的延展性研究是基于傳承人口述史文本本體的研究以及圍繞其口述文本結合與相關文獻所進行的互為補遺性研究,旨在對“非遺”事項歷史的內隱、細節等問題進行梳理與澄清。如姜彥文在《口述史中的楊柳青年畫》文中,以一個世紀以來天津楊柳青年畫的“收集與研究” “歷史追溯”“流傳實物”“保護”“復蘇”“創作與工藝”“民間畫訣”等若干問題為線索,探討了藝人口述、文獻與實物之間相互結合、參照、佐證的關系。文章認為, “非遺”傳承人( 口述者) 的選擇,首先應當“盡量選擇與上一輩的老藝人有直接關系( 師徒或親屬) 的正宗傳人”,其次“要選擇那些在當前技藝最全面和高超的傳承人”

[24]。謝忠軍在《口述史與非物質文化遺產研究———以甘肅紅堡子地區“打土匪”早期口頭表述為例》一文利用收集的口述史料,探究了“打土匪”事件從·91·浙江藝術職業學院學報第11 卷第4 期JOURNAL OF ZHEJIANG VOCATIONAL ACADEMY OF ART“史實到傳說”,即早期口頭表述形式歷史傳說化的演進過程和內在規律。同時,根據“非遺” ( 民間文學類) 早期口頭表述形式的自身特點和存在形態,探討其基于歷史學、文學、社會學和文化批評的四個研究維度。

[25]齊琨的《顛覆抑或延續———關于徽州樂人階層變遷的口述與文獻研究》將口述文本與文獻資料相結合,厘清了徽州樂人階層從小姓向大姓變遷的歷史過程。[26]4. “非遺”口述史的檔案化研究“口述檔案”的概念在檔案學界莫衷一是,難以形成統一定論。口述史料的文獻屬性必然涉及到口述史紙質文本、影音介質如何進行保存的問題。雖然目前針對傳承人口述史檔案化保存的研究尚屬空白,但基于檔案學研究視角進行“口述檔案”研究的文獻卻比比皆是。限于篇幅,本文僅甄選呂鴻《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視野中的口述檔案》一文略作表述。該文鑒于“口傳心授”在“非遺”傳承中的主體地位,認為“口述歷史、口述資料、口頭傳說、活檔案”等都屬于口述檔案的范疇,如此才能有利于“非遺”的保護。同時,文章還指出當前學界對于口述檔案的認識處于缺位狀態,尚未形成規范的工作辦法和程序。文章建議應加強口述檔案的宣傳和學術研究( 倡導建立非物質文化遺產口述檔案數據庫) ; 規范口述檔案管理工作; 全國范圍內建立各級非物質文化遺產口述資料中心。[27]應該說傳承人口述史( 特別是搶救式記錄的) 的保存研究也是極為重要的一個方面,而“口述檔案”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為“非遺”口述史料的歸檔、存儲以及數據庫建設、數字化保存提供了重要參考。

三、“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與向度綜上所述,“非遺”口述史研究的成果始終不曾脫離口述史學的學術滋養。口述史學所存在的如“口述史理論性研究相當薄弱,學科定位的不明,傳統史學對口述史的責難”[28]等諸多困境,在相當程度上阻礙了“非遺”口述史研究的進程。面對口述史的表面“火爆”,有學者認為,推進其發展的動力并非來自學界內部,而更多的是來自社會各界如出版社、雜志社及電視臺等媒體的強大的運作外力。其具體表征是: 口述史定義的辨析不清、學科歸屬不定、訪談操作規范不統一、系統研究缺失以及對口述史真偽性的質疑等等。這種狀況說明中國大陸的口述史研究仍處于初始階段,且“基本停留在較淺的層次,以體驗、感受為主,缺乏針對口述歷史的操作、本質及相關領域的研究”[29]。對于“非遺”的保護工作來說,科學性是一個須臾不能離開的原則。[30]傳承人口述史采錄的科學性是開展“非遺”保護工作的重要前提之一。而當代口述史學所表現出的上述幾種困境,不僅滯緩了口述史學自身的學科建設,同樣對于“非遺”口述史理論構建與方法論研究也產生了不同程度的制約。宏觀上看,當前“非遺”口述史研究的整體水平參差不齊,缺少有深度、高質量的研究成果。微觀角度講,基于社會學、人類學、民俗學、文學以及藝術學( 美術學、音樂學、舞蹈學、戲劇與戲曲學) 等學科的研究對象、角度的不同,“非遺”口述史的概念理解、對象遴選、訪談模式、田野調查、研究方法等等在認知層面上也存在著較大差異。具體可概括為: 對口述史的基本概念理解混亂; 遴選對象以代表性藝人為主,忽視周圍相關的文化受眾; 訪談模式單一,訪者與口述者缺少深入交流; 傳承人口述史的田野調查缺少成熟、統一的操作規程; 研究方法偏重口述史的采錄,輕理論與方法論研究。此外,基于傳承人口述史文本內容的延展性研究的缺失,對傳承人人生價值觀念、信仰、心靈以及情感對民藝創作的影響等深層次研究基本處于空白。至于口述史的檔案化保存,學界更無人問津。諸如此類問題都應當引起學界的反思。“非遺”口述史研究在學界內初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口述史在“非遺”保護中的巨大潛能正越來越得到體現,它的應用為當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田野調研工作提供了強有力的方法論支持。而傳承人口述史研究各自為戰的狀況對建構基本的、帶有示范意義的“非遺”口述史理論體系有著著實不利的影響,因此,“非遺”口述史的研究趨向應當盡快從“行動的實踐”上升到“理性的思考”。這種方式的轉變不僅是圍繞對“非遺”傳承人進行有針對性和目的性的口述訪談,來獲取傳承人對民俗文化、手工技藝等歷史記憶與解釋,更應當是在此基礎上建構“非遺”傳承人階層“草根文化”的獨立體系,以增強他們的集體認同感和文化自信和自覺。由于中國當代口述史學研究的滯緩、非物質文化遺產體系自身的宏大與涉及學科領域的龐雜,對“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理論與方法·92·┃ 王拓: “非遺”傳承人口述史研究的困境與向度┃VOL . 11 NO. 4 2013. 12的研究恐將長期處于摸索的階段,形成一套系統、完整的方法論體系可謂任重而道遠

附表:2012 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 123 項)項目負責人項目名稱立項類別立項批準號陳必強中國電影人口述歷史研究國家重點12AC003高度中國民族民間舞口述史研究

★ 國家一般12BE035許德寶西安鼓樂口述史

★ 國家西部12ED115金暉武陵山土家族民間美術傳承人口述史研究

★ 國家西部12EF1182011 年國家社科基金藝術學項目( 142 項)項目負責人項目名稱立項類別立項批準號馮驥才中國木版年畫數據庫建設及口述史方法論再研究

★ 國家重大11&ZD064劉青弋中國當代舞蹈口述史研究國家一般11BE043李措毛史詩《格薩爾》“口述”中的樂舞研究☆ 國家西部11EE136王挺浙江省戲曲傳承人口述史及數字檔案創建

★ 國家一般11BB021張金堯經典電視劇主創者“口述歷史”及理論溯源國家青年11CC0922009 年度全國藝術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 102 項)項目負責人項目名稱立項類別立項批準號王安奎昆曲口述史

★ 國家重點09AB002鄭宜庸中國電影編劇口述史國家一般09BC028吳迪中國電影口述歷史研究國家一般09BC0312008 年度全國藝術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 102 項)項目負責人項目名稱立項類別立項批準號王林中國當代美術口述史國家一般08BF512007 年度全國藝術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 105 項)項目負責人項目名稱立項類別立項批準號王海霞中國民間工藝美術傳承人口述史數據庫

★ 國家重點07AF072003 年度全國藝術科學“十五”規劃課題( 120 項)項目負責人項目名稱立項類別立項批準號廉靜百位文藝家口述資料搶救整理與研究國家一般03BA015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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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lemma and Trends of Research on Inheritors’Oral History—Research Literature Review of the Oral History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WANG TuoAbstract: In recent years,the academic research on the oral hist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focuses mainly onthe theory and methodology research,field practice,study ductility and archives of the oral hist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heritage and so on. Because of the delay in oral history research and the complicated system of intangible culturalheritage,the academic understanding of the oral history of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s different,and is difficultto form a universal,systematic and complete theory system. Therefore,the oral history should be improvedfrom activity practice to rational thinking as soon as possible.Key words: intangible cultural heritage; inheritor; oral history; dilemma; research literature·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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